我国古代的定都哲学

作者:押沙龙 来历:皇冠体育

  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合适做首都,古代常识分子的观点是:长安有山河之固,合适敷衍紊乱;洛阳有中土之美,合适德化全国。换成现代的言语,便是假如你忧虑紊乱,最好仍是定都关中比较安全;假如你德行高明不怕紊乱,那就定都洛阳。

  长安或许是我国前史上最著名的国都。它的影响,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“长安”来指代北京城。挑选长安为国都的理由许多,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舆位置。就军事关塞而言,长安周边东有潼关、西有大散关、南有武关、北有萧关,四座关口操控着进出长安的通道,都是易守难攻。就地舆而言,长安处于一个安全的地带。

  当然,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鼓起也有赖于它畅通无阻的交通优势,仅仅,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式微,它们在我国前史上的光辉也随之戛然而止。

  安全仍是粮食

  长安城不是只要一座,前史上有两座长安城:汉朝的榜首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;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,它是隋文帝所建,其时不叫长安,而叫“大兴城”。

 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,有一个很实际的政治考虑。杨坚的力气建立在“关陇集团”之上。所谓关陇集团,要追溯到北魏割裂之际。其时一代枭雄高欢操控了我国北部大部分地区,宇文泰穷途末路,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,西入关中,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。这个集团以关中为底子,向东和高家抢夺全国,历经险阻终究总算取胜。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,他是宇文家的岳父,夺了女婿的全国,但他依托的仍是关陇集团的力气。已然需求人家的支撑,杨坚当然就不敢随意脱离关中,只能定都长安。

  可是工作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分,起了改动。隋炀帝脱离关中,让人工了一个新首都洛阳,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。依照传统史书的说法,隋炀帝建筑大运河便是为了更好地寻欢作乐。但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,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面,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。他企图把帝国凝结为结实的全体,所以才会挑选坐落帝国中心的洛阳为新首都,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。

  理想主义历来害死人,大隋朝灭亡了。隋帝国的溃散主要原因当然仍是穷兵黩武、乱用民力。可是背面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便是隋炀帝营建洛阳后,远离了关中,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气源头,因而引起毁灭。

 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,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。但这样一来,就立刻面对一个问题:粮食。首都总要耗费很多粮食,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应,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。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能够处理这个问题,可是工作并没有那么简略。

  以江南粮食为例,它们要被送到长安,需求走两千多里的旅程。其间真实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(今三门峡市陕县)中心这段路上。这段路中心有三门峡,船过不去,只能靠牛车走高低的山路,十分险阻,运量也很有限。

  开端的时分问题还不大。李世民操控时期,政府规划很小,戎行也是军农合一的“府兵制”,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。到了唐高宗年代,政府规划急剧胀大,长安城人口也跟着添加,粮食就成了大问题,终究竟然到了简直要断顿的境地。这时,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。

  在唐高宗年代,一遇到关中歉收,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。当然,长安仍是首都。比及歉岁曩昔,李治他们还回来,整个便是一副逃荒的姿态。有的时分逃荒还逃得岌岌可危,狼狈不胜。永淳元年(682年),跟从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,竟然一路走,一路饿死,沿途有许多饿殍。所以,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挑选。

  相对于长安,洛阳最大的优势便是它坐落帝国的中心,畅通无阻,交通便当。李治也许是厌恶了逃荒,他开端提高洛阳的位置,将它正式定为东都,营建洛阳宫廷,称长安和洛阳为“东西二宅”。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位置也就此确认。到了武则天时期,她做出了更斗胆的决议,将洛阳定为帝国真实的首都,改称“神都”,位置逾越了长安。从此她一向待在洛阳,很少再回长安,政府机构也都搬运到了洛阳。洛阳在武则天操控下迎来了黄金年代,尔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光辉。

  两都的末日

  武则天垮台后,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,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利基地。按理说,回来祖先奠基之地,本是理直气壮的,但大臣们简直是一片对立之声。不少人上奏折劝谏,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“长安没有吃的,回不得呀,皇上!”韦后则辩驳说:“自古哪有逐粮皇帝?”

  从经济上说,韦后的这个决议是不划算的,可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,挑选长安仍是正确的。不过粮食问题不处理,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。依据前史学家全汉升的计算,唐玄宗执政的头二十五年里,有三分之一的时刻待在洛阳,而每次去洛阳都是由于粮食问题。

  痛定思痛,唐玄宗大力整理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到天宝年间,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。四百万石粮食能够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,满足大唐帝国政府工作之用。有了这些粮食,大唐还能够在西北供养一支巨大的边防军,拓西域,抗吐蕃,灭勃律,屠石堡。

  长安的崇高位置从此牢不可破,洛阳则走向式微。它富贵仍旧,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。唐玄宗也不用过逃荒的日子,他在晚年绝足洛阳,留在长安过着奢侈的日子,直到安史之乱迸发。

  安史之乱简直彻底改动了我国,完毕了所谓的中古年代。这倒不单单是由于它的破坏性。它的确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,更将两都弄得凄凉不胜。除此之外,气候的改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20世纪的科学家研讨了我国的气候改动,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日高几摄氏度,并且要湿润得多。但到了唐末宋初,我国的气候开端变冷,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端南移,这个趋势一向继续到清朝初期。北方的式微、西北的凄凉、游牧民族的再度鼓起,这些现象背面都受这个力气的分配。

  晚唐的前史便是一部运河抢夺史。能操控住运河,能坚持住漕运,帝国就能生计,不然就会溃散。长安还能苟延残喘,至于洛阳,到唐末残缺备至,最糟糕的时分,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,恍若鬼城。

  在抢夺运河的过程中,汴州(现在的开封)锋芒毕露。它操控着汴河到黄河的进口,是运河的一个要害点。操控它就能够截留漕运的财富。终究,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,灭了唐朝,建立了后梁。随后,我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,这个格式一向继续到了清朝。

 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疑,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,并终究搬运到长安,但这个计划终究没有实行。由于没有人能对立缓慢的大趋势。日渐冰冷的气候、凄凉的西北、东北方敌人的鼓起,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,使得帝国再也不或许经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巨大的西北国都。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。

  (丁 丁摘自《看全国》2015年第27期,黎 青图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