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常识解救的生命

作者:吴晓波 来历:皇冠体育

  1973年的某个深夜,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。

  那时,独爱他的妻子已在失望之余自杀了,密切的朋友相继变节低沉,连他最疼爱的子女也同他划清了界限,而那场“文革”浩劫,好像还没有任何完结的痕迹。

  人活在那样的时节,好像真的走到了止境。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端写书了。

 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,他写下了《希腊城邦准则》,写下了《从抱负主义到经验主义》……神游千古,忧在今世。他恐怕已不能必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——事实上,直到20年后,才由一家当地出版社印刷了这部手稿。但他还在默默地写,写到“生命如一根两端焚烧的蜡烛,总算摄施了它的一切光辉”。

  顾准没有自杀、没有失望,一位唯物论者在最漆黑的时分依然没有扔掉对人类未来的决心。许多年后,他的老友于光远说:“是常识在这个时分解救了她的儿子。”

  几千年前,在悠远的巴尔干半岛,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《抱负国》,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,常识是无上的粮食。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风趣的“法令”:一个人,哪怕他犯了死罪,但只需他还在读书,那么看在天主的分儿上,他就还有救。

  事实上,是看在常识的分儿上,这个人还有救。

  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,叙述自己年近六十,才具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欢愉心境。那份迟到的单纯,满溢纸上,真是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快乐。

  书桌是一个标志,一个读书人充足结壮的标志。

  当年抗战迸发之时,北平学生奋起反抗,那至今回旋在前史星空的吼声就是:“华北之大,现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!”一个时代,连书桌都放不下了,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。

  但是,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,在为他快乐之余,又难免有了几分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。

  少年时负笈远行,走一站是一站,天然没有一张固定的书桌;到了青年,赶上一个激越的时代,上山下乡,在广阔天地中,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“小布尔乔亚情结”;到了中年,开端为生计、为职称、为篮中菜、为身边娃而繁忙浮沉,书桌几乎就成了一个缥缈的奢求;只要到了儿孙成家、退休事定后的晚年,十分困难喘上一口气来,才猛然想到,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,还没具有过一张真实的、安静的书桌。

  所以自怜、茫然,开端仓促购置……

  这样的描绘,几乎是咱们父辈的“人生公式”了。

  许多年前我大学结业之际,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扔掉保送研究生的时机,当机立断去了其时领习尚之先的南边。在结业晚会上,他昂然声称:在30岁前,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。

  那份豪情壮志,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神往。

  在那样的时刻,一张书桌,在学子的心中便意味着悉数的“物质基础”——要想有张书桌,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?总得具有一个放书桌的空间吧?总得有坚决果断买下任何喜爱的书的钱囊吧?总得有沉着读完一本书的宽余时刻吧?总得有一群能够沉着地沟通读书心得的朋友吧?

  假如你能在30岁之前,具有这一切,你不就具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抱负的悉数了吗?

 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分,离那个晚会现已有20多年了。

  20多年来,咱们的一切尽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。

  “哪怕在这个深夜,只要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,人类就还有救。”我不知道在许多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,被美好扔掉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顽强的想法。

  (唐丽光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《一星如月看多时》一书,勾 犇图)